今日批评家 | 姚晓雷：用心去和批评对象对话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姚晓雷（拍摄时间：2007年）
1968年11月出生，河南渑池人。分别在河南大学、复旦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工作，2004年被破格评为教授，2006年度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8年被评为山东优秀青年知识分子，2009年7月调入浙江大学工作。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世纪末的文学精神》《灵魂的守护》《乡土与声音》等著作， 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八十多篇。
我的批评观
用心去和批评对象对话——我的批评观
姚晓雷
文学批评自然是对所研究的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的一种阐释和评价，我认为其间的关键是要用心去和批评对象进行对话。用心去和批评对象对话，意味着文学批评是一种双重属性的行为：阅读自己和阅读对方。
阅读自己即理解自己的生存经验。每个人的生命和灵魂都是由他特殊的生存经验构成，他的热情，他的爱憎，他的欢乐与痛苦，他的生存态度和理念，都与他的个人经验有关。我欣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一句话：“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情。”批评就是这样，哪怕再讲究客观的立场也不能不带有“以我观物”色彩，所以一个好的批评家首先要做的不是观察别人，而是观察自己。知道了自己，这样在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就会站在理性角度客观审视自己的背景、态度、立场，将自己的爱憎提炼升华为一种人道主义原则下的个人特殊实践活动。
阅读对方即设身处地去理解别人的生存经验。别人的生命经验包括作为个体的别人的生存经验以及作为社会群体的“类”的生存经验。文学批评的对象，通常涉及这两个方面。尽管文学批评者不可避免有自己的立场，但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必须尊重对方，要明白不管是文学所涉及的作为个体的别人的生存经验还是作为群体的“类”的生存经验，都有自身复杂的背景和结构，需要批评者调动自己各方面的经验积累和知识积累，充分运用逻辑思维，才有可能进入对方的深层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对自己感性态度、立场所可能存在的偏颇，尤其要持一种警惕的心理，避免因此牺牲了观察对方的公正性。
文学批评过程中的阅读自己和阅读对方是相辅相成的。阅读自己是阅读对方的基础，一个不擅长阅读自己的人，你无法想象他能对他的研究对象有多深入的了解。阅读对方其实也不是文学批评家的终极目的，它实际上服从于自己所追求的一种“道”，即自我经验在理性意识帮助下所升华出来的一种人类情怀。文学批评就是以自己的心灵去向对方的领域探险，去和对方对话。一个好的文学批评家，必然是用自己的心灵和对象进行深层对话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和升华出来的理性意识去和对象交流、沟通、驳诘，但他从来不会轻率对待对方，不会随心所欲地怠慢对方。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大家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会不尽相同；一篇好的批评文章并不在于你提供了某些不容质疑的结论，而在于你给大家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对话的灵魂。这样的批评，你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你却无法回避它的深刻，因为它包含的是双方灵魂的分量。
我无法接受两种批评风格：一是没有自己立场、人云亦云或完全服从于某种功利需要随时可以改变自己观点的人，因为这种人不懂得尊重自己；一是虽有个人立场却完全无视批评对象的自身个性，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自己的观点往对方身上套，因为这样的批评不懂得尊重对方。也许这两种批评风格在目前浮躁的批评界都甚为时尚，更容易哗众取宠和沽名钓誉，但它们很难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每一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局限性，所以他不必对所有问题都发言。相反，那些面面俱到、对所有问题都能发言的人，其价值才往往值得人们怀疑。也许由于从小出身于农家，且在至今为止的人生里程中自己经常处于惴惴不安处境的缘故，我所爱好的文学批评，是那种从平等的愿望出发，运用自己的理性逻辑，通过文学文本的对话，把强势者所制造的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的各种话语画皮都戳破，以捍卫弱势者利益的类型。我希望这也能成为自己的批评风格，至于能达到否是另一回事，但至少自己努力着。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尖锐的“刺猬”的沉思
——关于姚晓雷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赵卫东
在当代文学批评界, 姚晓雷这个名字随着一篇篇有冲击力的文章而愈来愈为人关注, 在中原地域文化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以及作家作品研究等领域, 他都显示了非凡的功底和强烈的个人特色。姚晓雷的学术个性, 颇类似于伯林在《刺猬与狐狸》中对“刺猬型”学者风格的描述。所谓狐狸和刺猬的说法, 源于古希腊“狐狸知道很多, 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 伯林在该文中据此将学者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刺猬型的学者只关心和思量一个永恒的问题, 如黑格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狐狸型的学者同时追逐许多目的, 并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把握不同的研究对象, 如蒙田、歌德等。所以说姚晓雷属于“刺猬”的风格, 就是因为他不仅有自己一定的批评目标, 而且有始终如一的价值立场。在一篇谈自己批评观的文章里, 他曾阐明自己读书写作的原则:“一是坚持自己的原始体验;二是站在弱势者立场上说话。”进而他说:
我不是那种文学趣味非常宽广的人, 只愿意去选择一些和自己的经验相近的作品去阅读, 去研究, 爱我所爱, 憎我所憎。所以我喜欢那些现实感、历史感比较强的东西, 对那些过于先锋、过于花哨以及过于无病呻吟的东西都敬而远之。即使这始终作为一种局限存在, 我也不愿意过分苛刻自己。成功也罢, 失败也罢, 做到什么程度并不重要, 关键是真实而努力的活着, 这就够了。①
的确, 姚晓雷就是这样一只既立场坚硬又目光锐利的“刺猬”。
一
说晓雷是一只有自己坚硬立场的“刺猬”, 首先是因为他坚定的民间立场。他自觉地站在一个弱势者的立场上, 为在权力的轮子下苦苦挣扎的民间生存歌哭。“民间”立场是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 也是他观照对象的理论视角。在评论河南新时期乡土作家的一些文章中, 晓雷由此洞见了这一类小说中蕴含的独特思想命题、价值和局限。
他认为, 在当前人们研究乡土类型小说的两个代表性的理论视角, 即批判国民性的启蒙视角与地域文化视角中, 都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误区:批判国民性的启蒙视角在以鲜明的现代价值取向对许多积淀在民族灵魂深处的痼疾揭发批判的同时, 陷入了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与愚昧麻木的民众之间二元对立的怪圈;地域文化视角仅仅强调文学关怀的地方色彩, 却在一种局部的自然历史文化环境中消融了文学的诸多自身特征, 缺乏一种从整体上把握人和文学精神内涵的大气。而“民间”理论视角却可以对以上两种思维模式起到去蔽补弊的作用:首先, 它在继承以往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的同时, 重新调整知识分子面对乡土生活的姿态, 而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全面理解民间乡土;其次, 它在兼容地域文化视角的同时, 更进一步扩展了知识分子的地域文化视野, 以期从更高的现代价值层面上对其进行多维的审视。这种“民间”立场, 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民间的平等、同情和批判的立场。
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 他对呈现于河南乡土作家笔下的河南“侉子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而拈出“侉子性”这一意象来对河南历史文化和乡风乡情进行提炼和概括, 在我看来又确乎是他的神来之笔。没有对这块土地上的民间生存有着深切的体认, 是断难领悟出在地老天荒的苦难磨砺中形成的这种河南民性的两极性格特征的。这种民间的生命本能与艰苦卓绝的生存处境碰撞扭结中形成的“侉子性”, 源于民间在对自身命运的改变绝望之后, 一方面不能不以自己原始的善良和本能的坚毅来直接对抗生存苦难并将之发挥到超绝的程度, 另一方面又在长期同权力阶级打交道的过程中还发展出了一套对应的权谋和智慧。站在他的“民间”立场上, 晓雷对这种带着浓重精神奴役创伤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切的分析和批评:“侉子性”的这些品格固然可以支撑起民间的艰苦生存, 但本质上是以民间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自觉体认而发展出来的利己主义的生存术为内核的;它“必然造成尽管百姓一族身上在一定限度内不乏善良和人情味, 但总的说来每个人的精神又是封闭的, 互不信任的。人们由最初迫不得已的自私自利和互相倾轧, 逐渐内化为一种性格自觉, 进而造成了民间作为一个整体上一盘散沙和根深蒂固的奴性人格, 并使民间的更生之途加倍艰难。”②
站在民间立场上本着探求“民间更生之途”的热望, 晓雷对知识分子寄予了一定的期望。他认为:民间的苦难呼唤着知识分子的参与;出于改变自己生存命运的愿望, 民间也本能地对获得知识、改变命运寄予厚望。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把现代的精神资源和民间底层人们的求生本能结合起来, 并揭露出那些奴役压迫民间生存者在精神本质上不值一哂的本来面目, 剥去其道德上伪装出来的合理性, 给民间找出一条可行的更生之路。但在研究了李佩甫笔下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后, 晓雷失望地发现, 由于他们现代精神立场的缺失和对民间利益的背叛, 他们不但无法给充满艰难的民间生存之路带来任何光明, 相反使民间的生存抗争之路显得倍加凄迷。他批评李佩甫笔下“百姓一族”身上所积淀的中原土地上生长出的一种“有气无骨”的精神气质, 认为这种精神上的痼疾不但造成他们自身生存的严重缺陷, 同时还不断地强化着他们自身的苦难命运③;尽管他赞美李佩甫笔下“反叛一族”身上那种“未曾被这块土地的性格驯服的桀骜之气”④, 但也清楚地指出这些“反叛者”的反叛逻辑的局限, 即使他们反叛成功, 也很难走出当年严复、梁启超所预言的“革命复产革命”的逻辑怪圈。此外, 他还借对刘震云、张宇等一系列其他河南作家的研究, 对制造着河南民间生存悲剧的体制因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这些评论里所展示出来的民间立场和思维深度, 赋予了晓雷的评论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
二
阅读晓雷的评论时, 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真正人道主义的情怀。人道主义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 常常可以作为他们文学批评的一种工具, 但对于晓雷而言, 人道主义既是他的价值立场, 也是他的感情本色和生命本色。人道主义的关怀, 正是晓雷的评论能够给人带来力量的源泉之一。
在《从王朔到余秋雨———20世纪末两种知识分子身份拍卖中的大众接受》这篇中, 晓雷通过对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细致解读发人深省地指出:在余秋雨的文章中隐蔽着一种非常具有蛊惑性的倾向, 那就是他在对中国文化忧患和反思的面具下, 充斥了太多似是而非的、违背了“五四”以来作为精英传统的人道主义话语的东西。余秋雨在《道士塔》里对盗卖敦煌莫高窟经卷的王道士以“太卑微, 太渺小、太愚昧”,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等词进行宣判, 还给王道士戴上“罪人”和“小丑”的“桂冠”。说真的, 在初读《道士塔》时, 我也几乎不加思考地认同了该文对王道士的指责。但在晓雷几乎是满腔义愤的辨析中, 我惭愧地找回自己迷失的理性。晓雷写到:
……在那样的年代, 这样凭勤劳和善良难以谋生的农民应该是非常多的, 也许他就是我们的祖辈。……他无意中发现了敦煌文物, 并上报了官府, 可是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并没有人拿它当回事儿, 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仅求有碗饭吃的农民担负起如此严峻的文化责任?他自己并不知道敦煌文物的价值, 当他为了一种简单的生活需要廉价地让外国人把大量的经卷从那儿带走时, 还不失其农民式的淳朴。一个本来就是农民的人按照他本分的农民原则行事, 何罪之有?如果一定要说他有罪, 那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背。整个瘫痪的国家机器应负绝对的责任, 而王道士充其量不过是不幸运地做了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晓雷在这篇文章中所持的立场, 其实就是我们整天高喊的“以人为本”。然而, 为什么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具体的人时, 却表现得如此褊狭和残忍!晓雷的道理其实并不高深, 他无非是希望人们能更多地从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出发来看待和处理问题,这些常识性的看法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些经常自诩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所坚持和维护的, 可是我们却早已把它遗忘了, 丢失了, 似乎我们整天干的都是比这更重要的大事。晓雷的文章重新唤回了我的常识和理性, 我为他在文中表现出的那种真诚的人道主义的情怀所感动, 一如几年前我观看一个民间摄影师拍摄的底层百姓艰苦谋生的画面时, 所带给我的那种震动。这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刺猬”!晓雷的批评文章中此类例子实在太多, 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当他用真实的生命感觉紧紧拥抱底层民间的苦难和伤痕时, 当他为向民间苦难生存中的生命乌托邦盲目礼赞而大声抗议时, 当他用难以压抑的悲愤为王道士鸣其不平时, 我深信, 晓雷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对底层生活抱有深刻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的评论家之一。
三
尊重自己的“原初体验”, 从“原初体验”出发, 是晓雷文学批评的一个原则。所谓“原初体验”, 主要是指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的最直接、最本真的人生经验, 这些经验是各种意义生成的基础, 构成了他看取世界和文学的基本框架。
晓雷在《批评是因为惴惴不安》一文中, 曾说他进入文学批评的原始动机是因为内心的“惴惴不安”⑤。这种“惴惴不安”源于他少年时代底层生活的直接经验。而这种积淀在内心深处的对于权力、对于恐惧、对于贫乏、对于被忽略和被伤害的体验, 既可以在日后经由现代理性的洗礼升华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救赎情怀, 也可以被一种狭隘的个人感情支配而沦为文化愤青的愤世嫉俗。作为现代人道主义者的姚晓雷没有因为日后身份的改变而背弃自己的原初体验, 他对于文学的判断力以及对于学理的辨析不是仅仅来自书本和理论, 而是首先经过自己的原初经验的检验。以他的一篇长文《世纪之交: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忧思》为例。晓雷对于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评估, 同样是基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对于社会的观察和感受。他举的例子是:在社会“呼吁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时候, 媒体上公布的落后地区失学儿童的估计数字就达数百万。这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却可以从持续繁荣的官方口径中撕开透视民间真实情况的一角:一个失学儿童的存在绝不仅仅意味着他自己的贫穷, 而且还意味着他的整个家庭, 甚至是诸多亲戚也穷到了无力帮助他上学的地步”⑥。这样的推理, 不是比所有理论上的思辨更能说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程度吗?尽管这样的思路不过仍是常识, 可是绕开常识进行理论上的思辨, 却得出与常识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不正是许多理论家常常不由自主进入的误区吗?可见, 在理论与常识之间, 永远不能否定后者的价值, 这是晓雷给我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在当代文学研究界, 我们经常能读到那些出入于各类文体各种作家、文字闪耀着自信的光芒、充满才气又活泼漂亮的批评文章。这些活跃的批评家们如同是厨艺评比中那些最具权威的评委一样, 随便一嗅就能鉴定出每一道菜肴的优劣等级;古今中外的各种真理仿佛都为他们准备好了一样以供他们随时取用。晓雷当然不属于这类批评家。在阅读晓雷的评论中, 我会因为他文章中所特有的那种逻辑线索而产生一种踏踏实实的感觉。这种感觉, 不是那种惯于拿流行的理论在别人的作品上跑马的批评家所能提供的。究其原因, 在于他评价作品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简单演绎, 而是用理论来捍卫并不复杂的常识和经验。晓雷的批评文章很少征引各种或新或旧的理论, 但却让人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这种分量是那些理论的玩家所无法具备的。之所以如此, 我想这应该是因为晓雷的评论其实是有着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作后盾的。他的几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学术论文如《当代文学史写作探索刍议——由当前四部文学史著不同的写作模式谈起》《世纪之交: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忧思》《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研究方法之我见》等, 都可以称得上是继续研究这些问题的力作, 显示了晓雷作为一个学者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刻的思辨功力和沉着扎实的学术品格。晓雷的评论, 其实是有学理的评论;他有意地避开那种无根的游谈, 以清明的理性穿透驳杂而沉重的文本, 以稳健的学理融入个体的生命感受, 以有力的思辨和灵动的笔锋展现出深刻而细腻的文风。读晓雷的评论文章往往带给人的是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一种被清明的理性所朗照的快慰。
四
晓雷的“刺猬性”还体现在他的批评态度上。为作品或作家说好话, 这些年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的风气;尽管大家都在呼吁那种有真知灼见的评论, 但却实在难以多见。2005年《南方文坛》上的一篇名为《走向绝境的文学批评》⑦, 基本道出了人们对当前批评的严重忧虑。然而, 晓雷的批评几乎每一篇都有理有据、客观犀利。他对王安忆长篇小说所作的批评也许最能说明他的这个特点⑧。近年来关于王安忆作品的评论可谓连篇累牍, 但能切中肯綮直指问题的却并不多见。晓雷的这篇论文以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 几乎对王安忆所有的长篇小说都进行了深入透辟的分析和阐发, 毫不客气地指出每篇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得失。从标题的“攀登”两字来看, 晓雷无疑对作家在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上付出的艰苦努力是赞许的, 但是, 他只能秉持一个严正的批评家的立场, 得出王安忆尽管“才高、学富”却因“历浅”和“识平”而无奈地导致“文散”的遗憾。这样发人深省的批评颇能代表晓雷的风格:把观点牢牢地建立在对作品全面而熟稔的品读上, 在严密的逻辑论证中闪耀着思想的锋芒, 却又入情入理, 眼光、识见与才气都得到了几乎淋漓尽致地发挥。从这样的文章可以看见作者经得起检验的真功夫, 扎实, 厚重, 大气。而我相信, 只有这样严肃而有学理的评论, 才能真正有益于作家和文学。
晓雷的批评还具有多付笔墨和多样批评才华。在他的《关于几个河南籍作家的诗评》一文中, 他采用“以诗评人”的方式。即便在这几首旧体诗中, 我以为也很能代表他的秉笔直书的评论风格⑨。无论是论刘震云的“研取青墨写乡党, 每话权斗便欲狂。半纸离骚半纸怒, 几分玩世几分庄。无奈废话笔力浮, 可叹手机元气伤。还忆故乡仍故乡, 不识刘郎是刘郎”, 还是论李佩甫的“独立天中守一宗, 颖河自可唱大风。投戟怒拼呼堡虎, 扼腕恸伤金屋梦。亦愤亦忧绵羊地, 难舍难近城的灯。无处可洒伤时泪, 合向苍冥放悲声”, 都能写得形神兼备, 鞭辟入里。这种形式不只是对当前略显单调的评论文体的一种丰富, 还能见出作者的真性情和真态度, 确实也是难能可贵了。
在批评泛滥的今天, 那些为文章而文章、辞气浮露、缺乏现实感的评论倒了人们的胃口。批评家们最容易做的, 是站在理论的高地或道德的高地上对评论对象指手画脚、激扬文字。可是, 这些文字的有效性却非常可疑。晓雷在批评界的形象就像伯林所说的“刺猬”, 站在泥土中, 不浮不躁, 坚定地固守着自己的目标。我们期望着这只有着旺盛创造力的“刺猬”给大家不断推出更多脍炙人口的东西!
（编辑有删节）
【 注释】
① 姚晓雷: 《批评是因为惴惴不安》,《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
② 姚晓雷:《“ 侉子性”——河南乡土小说呈现中的一种民间个性》,《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3期。
③ 参见姚晓雷《:“ 绵羊地”和它上面的“ 绵羊”们——李佩甫小说中百姓一族的一种国民性批判》,《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④ 姚晓雷:《 试论李佩甫笔下的反叛一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⑤ 姚晓雷: 《批评是因为惴惴不安》, 《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
⑥ 参见《 世纪之交: 关于“ 现代性”问题的忧思》,载姚晓雷《世纪末的文学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1页。
⑦ 牛学智: 《走向绝境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⑧ 姚晓雷: 《乏力的攀登——王安忆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透视》,《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
⑨ 姚晓雷:《关于几个河南籍作家的诗评》,《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赵卫东, 文学博士,浙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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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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